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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守望者”方汉奇: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

核心提示: 方汉奇。资料图  方汉奇是位“驻校教授”,他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,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三分钟。  只按了一下门铃,...

方汉奇。资料图方汉奇。资料图

  方汉奇是位“驻校教授”,他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,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三分钟。

  只按了一下门铃,里面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91岁的方汉奇自己开门迎客。他麻利地沏茶倒水,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:“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、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。”

 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泰斗,方汉奇早在1951年就在圣约翰大学讲授新闻史专题,后来的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范敬宜便被他吸引,常从中文系跑来听课。

  有学生谈起方先生的课,用八个字形容:满座叹服,惊为天人。他讲梁启超,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,一边背诵,一边踱步,兴之所至,旁若无人。上世纪80年代,他的公开大课,学生多到挤坐在窗台上。

  方汉奇是新闻史大家,也是公认的幽默大师。即便“文革”中蹲牛棚,他依然玩笑不断。有一次,他很严肃地对同住一棚的同事黄河说:“毛主席已经过问你的事了,你很快就能解放。”黄河大喜过望,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方汉奇指指新编《毛主席语录》说:“上面有句话,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!”

  老先生还爱赶时髦,不仅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网民,而且微博、微信都用得很熟练。聊了一个下午,告别时,他用自己的自拍杆熟练地和我合影。我说想加个微信,他立马递过手机说:“那你扫一下我的二维码。”

  跳出来的微信名字是“coco”,我问:“这是您的英文名字?”方先生摇头道:“不是,这是我儿子家里那条狗的名字。”

  方汉奇档案:

  广东普宁人,1926年12月生于北京,1946年考入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。1951年起,先后在圣约翰大学、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。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,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,并担任首任会长。专著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、主编的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等,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。

  颠沛童年:辗转于14所中小学

  高渊:听说童年颠沛流离,换了很多学校?

  方汉奇: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抗日战争。1931年就是“九一八事变”,一直到大学毕业,整个学生时代都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。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念了14个学校,有时候一年还不只换一个学校,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。

  高渊:第一个小学在北京?

  方汉奇:我是广东普宁人,生在北京,第一所小学在西安。当时我父亲方少云在河南开封工作,没带家眷。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住在西安我祖父家。在那里先上了一所穆斯林教会办的培德小学,后来转学到西安女师附小。

  上到二年级回到了北京,先上西直门小学,然后是师大二附小。这个学校很有名,王光美当时也在读书,她比我高两届。

  高渊:抗战全面爆发后,全家去了香港?

  方汉奇:那时候,整个华北已经搁不下一张书桌了。我们一家从北京坐了一天火车到天津,在那里等了一个月,才等到一艘船去香港。船上八天八夜,非常艰辛。

  在香港换了四个小学,最后是在一所女校毕业的。当时是战乱时期,女校也就近招男生了,但全班就我一个男生。

  高渊:中学时代又辗转了几个地方?

  方汉奇:先在香港的文化中学念初一,然后到重庆上了两个学校,又到广东韶关上了两个学校,再到梅县,最后在汕头高中毕业。汕头那个中学,我就上了高三下半学期。

  高渊:这么多学校上下来,对哪所印象较深?

  方汉奇:北京的师大二附小上得时间最长,一共四年。相对来说教学质量比较高,设备也比较好,还有图书馆,一般小学是没有的。相对其他只念一两个学期的学校,这个学校给我的印象最好。

  痴迷新闻:高二就有了“集报瘾”

  高渊:后来报考了哪几个大学?

  方汉奇:我一门心思只想考新闻系。当时国内5所大学有新闻专业,我考了4个,南京的政治大学,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,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。北京的燕京大学也有新闻系,但学费太贵,我上不起,就没去考。

  高渊:为什么只考新闻系呢?

  方汉奇:我就是喜欢。这个兴趣是从高一开始的,我在韶关上学。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中后期了,日本要打通粤汉铁路,准备攻打韶关。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,要办墙报和壁报,还要采访,时刻关注这些战争的信息。这就和新闻有点关系了,但只是在学校里办报,属于新闻的广义传播活动。

  上了高二以后,开始搜集历史上的报纸。我从1942年搜集到1953年,有十年的时间,从一二十份到3000份。1953年,我到北大新闻专业工作,把旧报纸全都送掉了。

  高渊:现在这些报纸还在吗?

  方汉奇:当时送给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资料室,现在都在人民大学,就在我们新闻学院的楼里。应该说,这3000多份报纸,还是有很多珍品的。

  高渊:考试成绩怎么样?

  方汉奇:只考上了社会教育学院,也是勉强考上的,其他三个都落榜了。你看我的经历就注定考不上,念了14所小学和中学,文史课倒没关系,反正开卷有益,但数理化不行,课程接不上。

  高渊:当时觉得遗憾吗?

  方汉奇:也没什么,社会教育学院是国立的教育学院,相当于师范学校,不但不要学费,还给学生发东西。每个月给我们的伙食定量是两斗半米,一斗米是45斤,加起来有100多斤。然后,每年发两套衣裳。这些对我挺重要的,因为家里没钱。

  1949年,就读于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,后排左三为方汉奇

  家庭背景:市长公子没钱回家

  高渊:当时家境不好吗?

  方汉奇:我父亲当过立法委员,后来又当了汕头市长,但他没钱,所以我不能考学费贵的教会学校。而且,我在苏州上大学的4年,没有回过一次汕头的家,因为没有路费。

  那时候,国民政府的官员也不是个个都贪污的,一个市长的儿子居然没钱回家,现在很难想象。

  高渊:家里寄点生活费吗?

  方汉奇:家里7个兄弟姐妹,我是老大,父母负担重。我主要是在社会教育学院吃公费,家里偶尔给点零花钱,不一定的。后来,我大学毕业去了上海,他们都去了台湾。

  高渊:有“台湾关系”这个问题,后来有没有影响?

  方汉奇:我的历史问题有两个,这只是其中之一。另一个更严重,我在重庆上初一时,加入过“三青团”。当时也不征询学生意见,是全校集体加入,介绍人写的是宋美龄,因为她是这个中学的名誉校长。

  后来我在汕头上高三时,学校一查说我是1939年就入团了,介绍人还是宋美龄,就让我挂个名当区队长。解放后,这个职务达到了反动党团骨干的起点线,够枪毙的罪名了。

  高渊:但后来还算幸运?

  方汉奇:50年代被内部控制,“文革”中蹲过牛棚,直到80年代才被吸收入党。但像我这样有双重历史问题的,没被枪毙就很幸运了,而且也没划右派。

  大学四年:旧书店里淘旧报纸

  高渊:大学念得怎样?

  方汉奇:那四年,我没参加“三青团”的活动,倒是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,我还喜欢音乐,参加一些演出。所以,也没好好念书。

  高渊:社会教育学院在苏州?

  方汉奇:抗战时在重庆璧山,胜利后要回到南京,但需要重建校园,于是就借了苏州的拙政园,我的大学四年就在拙政园度过。

  高渊:这真是美妙的四年。

  方汉奇:环境太好了!园子里每一个亭子都放一架钢琴,社教学院有艺术系,教戏剧、音乐、美术等,所以是满园的琴声。

  高渊:师资情况怎么样?

  方汉奇:学校规模不大,一共400个学生吧。老师也还不错,我们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,他是中国第一批去苏联采访的记者,同行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。他还以《申报》记者的身份,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。他属于民盟系统,进步人士,自由主义者,1947年就去世了。

  紧接着,是马荫良当系主任,当时他是《申报》总经理。后来在他手里,把《申报》全部移交给了《解放日报》。

  高渊:大学时还继续收集旧报纸吗?

  方汉奇:继续。苏州有很多旧书店,有不少旧报纸,但书店老板看中的是老版本的旧书,不在乎旧报纸,我捡了很多漏。一般是拿新报纸去换,他们可以用新报纸当包装纸,有的旧报纸就送给我了,基本没花钱,我也没多少钱。

  当时收集到了《述报》一套十本,这是海内孤本,中国大陆仅此一套。前几年,我把这套报纸送给了苏州大学,在苏州收集到的,应当回到苏州去。

  高渊:研究新闻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?

  方汉奇:对,开始写一点新闻史方面的小文章,也关注新闻史的研究题目。比如我上大三的时候,写过一篇研究宋代新闻史的文章,有将近1万字,但写完没地方发表。当时新闻史的专业刊物很少,《中央日报》办了一本《报学》杂志,《前线日报》有一个讲新闻史的专栏。《前线日报》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办的报纸,总编辑宦乡是地下党员。

  到上海去:新闻图书馆来了年轻人

  高渊:上大学时,最向往什么职业?

  方汉奇:最想当记者啊,但我知道是不会要我的,因为我不够格,有过“三青团”的历史。

  还想参军,但更不行了。1949年4月,苏州刚解放,29军的几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新闻系来,介绍战地记者的生活,我听得心里热火一团,特别向往去前线采访。后来,好几个同学参军走了,我真是很羡慕。

  高渊:1950年大学毕业后,就去了上海?

  方汉奇:我的老师马荫良先生邀请我去的。当时的背景是,上海解放后,《解放日报》成为市委机关报,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停办,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《解放日报》使用。这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,不适合在党报工作,需要另行安置。

  于是,《解放日报》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,安排了20多个老报人,馆长就是马荫良。我在上大学时,办过一次个人集报展,展出了1500多份报纸,给他留下了印象。他也知道我写过新闻史的文章,新闻图书馆不能全是老人,需要一个干活的年轻人。所以他就来信说,给你留了个位子,愿意来就来。

  高渊:二话不说就答应了?

  方汉奇:这是一个很好的岗位,我不能当记者,做这个也跟新闻有关系。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,1930年到上海姥姥家住过半年,1939年在上海的大夏大学附中念过一学期。

  高渊:来了之后主要做点什么?

  方汉奇:大多数时间在看报纸。新闻图书馆在思南路171号,是一幢小洋房,离周公馆很近。那时候我还没成家,就住在一楼,二三楼就是图书馆和办公室。

  我参加了一次土改,在上海的水电乡,离宝山县城不远,有四五个月。就在那里学了点上海话,因为老乡们听不懂普通话。另外,我还用一年时间,把上海所有图书馆都跑了一遍,一共40多个,调查这些馆的藏报,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目录。那时候刚解放,徐家汇藏书楼的法国神父都还没走,那里收藏的报纸特别多。书名是严独鹤题的,他是老报人。他看了后,觉得有点遗憾,因为这本书没有前言和后语,应该有个背景交代。

  1950年,与上海新闻图书馆同人合影,后排右二为方汉奇

  那些报人:被老报人招为婿

  高渊:严独鹤当时有什么职务吗?

  方汉奇:他是新闻图书馆的常务副馆长。他当过《新闻报》副总编,长期兼任副刊“快活林”的主编。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就是经他精心编辑后,在“快活林”上连载,使张恨水名满天下。后来汪伪接管《新闻报》后,曾重金留聘,但严独鹤毅然辞职。他过60岁生日时,蒋介石送过寿礼,毕竟他是上海很有影响的报人。

  严独鹤英文很好,中文当然更不说了。我刚到新闻图书馆的时候,有些外国神父经常请他参加宗教活动,他第一年还应付一下,后来就推掉了。他是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去世的。

  高渊:对马荫良印象怎么样?

  方汉奇: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,德文很好。他和史量才有亲戚关系,很可能史量才的哪位夫人是他们马家的。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后,整个《申报》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管。抗战时,《申报》被汉奸霸占了一段时期,他因为不和汉奸合作,还受到了通缉。

  建国后,他先在新闻图书馆当馆长,后来去了解放军的学校教德文,“文革”中也受到了冲击,但他熬过了“文革”,最后活了90多岁。

  高渊:在新闻图书馆那三年,天天就和这些老报人在一起?

  方汉奇:一共有20多个老报人,其实说老也不算老,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,其他人年纪都不大,马荫良只有45岁。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,一般都有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,有很多见闻。

  那时候,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,每人起码喝一斤,都能喝。我不大会喝酒,喜欢听他们讲故事,很有趣。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,然后再聊会天就回家了,神仙过的日子。我那三年,就是一边看报纸,一边听故事。

  高渊:感觉上,那三年就像在读研吧?

  方汉奇:在自学。不光是听他们讲故事,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,就都是我的时间了,每天晚上看书看报。

  老先生们看我爱念书,工作也卖力,都对我不错。好几位还来给我说亲事,黄寄萍先生托我们馆内的一位女同事,把他女儿黄晓芙介绍给我,后来成了我妻子。他当过《申报》社会调查部主任,还管过体育,编过杂志。当时馆内有待嫁女儿的老先生不少,但被我岳父占了先,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  高渊:也就是那时候,应邀去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,范敬宜也来听课?

  方汉奇:圣约翰请我去讲新闻史的专题,不是系统讲一门课。其实就是讲讲我的看报心得,这种专题课往往比较好听。

  范敬宜是中文系的学生,他的太太是新闻系的,当时正追求他太太。当然,也许他对新闻史本身就感兴趣。他是无锡国专毕业的,然后进了圣约翰,所以中英文都好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去东北讲课,他在《辽宁日报》当记者,吃饭时主动过来说,当年听过我的课。

  其实我当年对他没印象,范敬宜很有才,后来当到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。他去世后,设立了“范敬宜新闻教育奖”,我获得了首届“新闻教育良师奖”。

  北大岁月:备课一周就上讲台

  高渊:后来去北大教书,是因为遇到了罗列?

  方汉奇:对,就是因为他的关系。罗列当时是《解放日报》的秘书长,他也住在新闻图书馆的一楼宿舍。原来张春桥也想住进来,他和夫人文静还来看过房子。那天我看到他昂首阔步地走进来,他是《解放日报》的领导,这些地方归他管。但据说嫌这里不好,后来住到了隔壁的香山路。

  高渊:罗列的背景和新闻图书馆的老报人不一样吧?

  方汉奇:他20岁左右就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,当过几家革命报刊的记者编辑,担任过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务长。这个学校的学生,很多是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工作者,林昭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。林昭后来也去了北大,我跟她先后在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相处6年,我是老师她是学生。感觉上,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,吴侬软语的,也很聪明。没想到,后来这么刚烈。

  高渊:和罗列关系很好吗?

  方汉奇:因为都住在新闻图书馆,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,他又做过新闻教育,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。另外,我们还是广东老乡。

  他是1952年去的北大。当时,北大中文系要成立新闻专业,最初是想请《解放日报》社长恽逸群去,但恽逸群受到诬陷,被停职检查了,就请了罗列,因为他有新闻教育的经历,据说人选是胡乔木定的。罗列临走的时候就问我,有没有兴趣去北大讲新闻史?

  高渊:北大为何有吸引力?

  方汉奇:其实,那时候的社会评价是,北大是一所旧学校,地位不如人民大学,因为人民大学是新的。而且,人民大学是吃偏饭的,50年代请苏联专家到大学任教,给了人民大学100个,还把唯一的新闻学专家放到了人民大学。当时的排序是“人北清师”,人民大学、北大、清华和北师大。

  但我一点也没犹豫,因为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。

  高渊:到北大后,就开始教新闻史?

  方汉奇:我是1953年8月23日到北大的,9月1日就上课,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备课,只能一边备课一边上课。特别是要讲革命报刊这部分,当时没有什么材料啊,还得上档案馆、图书馆去查。这不像在圣约翰讲专题,那时候就是我知道什么讲什么,现在作为一门课,必须要成体系了。

  所以挺忙活的,得恶补。

  高渊:革命报刊的材料得从头整理?

  方汉奇:当时有的材料,就是胡乔木写的《中国共产党的30年》,里面提到了《新青年》、《共产党月刊》,还有毛主席办的《湘江评论》等。但这些不够,得再扩大,再去开掘。当时刚建国,材料要现找。

  因为是现备现教,这门课一开始的效果不好,学生们意见很多。这些都必须在教学中不断去改进充实。我还结合教学,发表了十多篇论文,像《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》等就是那几年写的。

  高渊:这样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?

  方汉奇:1958年以后,重点就不在教学方面了。“反右”的时候,我差了一点点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,我说报上登的那些意见,也不是没有道理,有的意见还是可以参考的。

  但这就不行了,说我同情右派。后来安排了一次教研室内部的批判,批判了一天,上下午两个会,我就闷头做记录,表示虚心接受批判。我还有“三青团”的历史问题,还有海外关系,所幸最后没划右派,但是内部掌控,这就很危险了。当年北大划了700个右派,在北大当个右派太容易了。

  高渊:运动的时候,还有时间搞科研吗?

  方汉奇:见缝插针地做卡片,把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。白天搞运动,晚上可以看书做卡片,然后备课。备课也是教学相长,一年是一个回合,一个回合提高一点。等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才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新闻史的教学,特别是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开拓。

  中国新闻史比较完整的教学,从50年代起步,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。

  人大时光:一进校门全是炼钢小高炉

  高渊:到人民大学是哪一年?

  方汉奇:就是1958年,当时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了。“文革”中人民大学一度停办,我又回到了北大,后来再回人民大学,就在两个学校间来来回回。

  高渊:当时对人民大学是什么印象?

  方汉奇:我一进校门,看到校园里全是炼钢的小高炉。那时候已经大炼钢铁了,马上又是三年困难时期,学习和研究都搁置了。当时的口号是,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,根本不提学术研究,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。我的大多数教育科研,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这40多年干的。

  高渊:在历次运动中,干些什么活?

  方汉奇:北京的郊区我都去劳动过,还修过水库,一去一个多礼拜。“文革”时,我在干校砸石头,5斤重的锤子,一天要抡一万多下。还当过一年的炊事员,用铁锹炒菜。

  高渊:这倒是很锻炼身体。

  方汉奇:天天锻炼,那时候我40岁,身体真好,拉500斤的车不是问题。干校回来后,还得继续劳动,人大校园里所有地下管道我都钻过,要疏通管道,所有的楼顶我也都上过,给瓦工、木工当下手。

  我就说,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不难,但劳动人民知识化难度就大了。

  1969年,方汉奇在家中查阅资料

  上世纪70年代末,方汉奇在家中撰写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

  首批博导:与王中、甘惜分的交往

  高渊:到了1984年,王中、甘惜分和您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,你们三人交往多吗?

  方汉奇:当年一起参加过很多活动,我和王中还住过一个房间。他晚年身体不好,另外爱开点玩笑。1985年,我跟他一块儿参加《大众日报》的报庆活动,会上会下他常说些调侃的话,其实是有所指的。

  老甘是我很多年的老同事,50年代在北大,后来一起去人民大学,“文革”时一起住牛棚。一直到他去世,我们都在一起。

  高渊:他们两位有什么不同?

  方汉奇:王中是莫言的老乡,山东高密人。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读大学一年级,学外语的。当时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的不多,大部分是中学生,念到大学去的也有,但不多。所以,他比一般解放区的干部文化基础好,他又是学外语的,思想也比较开放。

  老甘来北大前,是新华社西南分社采访部主任。他一度被日军俘虏,自己逃了出来。后来党内老审查他的历史,党籍也被停了。所以不适合在第一线工作,就调来了北大教学。

  总的来说,王中是新四军,老甘是八路军;王中在华东,老甘在延安;王中是念外语出身的大学生,老甘是小学学历,完全靠自学。他们在新闻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,都有很深的造诣。

  方汉奇与甘惜分摄于镜泊湖

  1984年,方汉奇入党时在党支部会议上发言

  民国报业:张季鸾的功夫、范长江的采访、胡政之的经营

  高渊: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新闻史研究。在研究的老报纸中,相当部分是民国的报纸,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,怎么看这段历史?

  方汉奇:那时候,办报纸不需要很大的投资,所以办报纸并不难,但要办得好很难。当时像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晨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,上海的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,再加上《民国日报》等,无论是评论、采访还是编辑,各方面都比较强,办得也很投入。

  解放前有1500多种报纸,办得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和香港。解放后,绝大多数报纸都办不下去了,这是趋势所致。有的报纸有民主党派背景,活了下来,像《新民晚报》就是,但两位创始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后来都划了右派。

  高渊:跟这些报业翘楚有过接触吗?

  方汉奇:在80年代有一些接触,像《文汇报》的徐铸成、《大公报》的王芸生、重庆的王文彬、上海的冯英子等,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。

  高渊:民国报人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继承?

  方汉奇:简单地说,就是张季鸾的功夫、范长江的采访、胡政之的经营。

  张季鸾的文字功底好,还是海归,当时海归办报的很少,他的综合素质高。范长江做记者的那一段,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,后来他离开新闻界了,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。胡政之和陈铭德、邓季惺的经营管理能力,都是很高的。

  高渊:当时,为什么民间报纸普遍比国民党的官办报纸出色?

  方汉奇:国民党的报纸因为有政府经费支持,所以它们没有经济困难,像《中央日报》、《和平日报》都是十几个地方版,不考虑成本。相对而言,民间办报要维持就不容易了,必须要有特色,才能有受众,才能有经济上的收益。很多东西都是被逼出来的。

  高渊:我们现在能从前人那里借鉴什么吗?

  方汉奇:办报有很多共性的东西,应该为当代人参考借鉴,这是理所当然的,顶多加一句:有所借鉴、有所扬弃。毛主席和鲁迅都讲“拿来主义”,研究新闻史的目的就是这个,不然干嘛上这个课?

  我们媒体这些年教训不少。大跃进的时候,很多“卫星”都是媒体带头放的,甚至明知是假,也在那里吹牛。1958年,我带学生在《保定日报》实习,那里的记者编辑正在“放卫星”。他们也知道是假消息,特别是一线记者心里是清楚的,但不能不跟,不跟就会挨批,这也是没办法。我们讲新闻史的时候,这些就是经验和教训。办报纸,就是要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,真实性是媒体的核心属性。

  1987年,方汉奇在梁漱溟家中

  媒体变革:早上看手机,晚上看报纸

  高渊:现在中国媒体正处于巨变期,您还关注媒体变革吗?

  方汉奇:我因为还在带研究生,所以必须关注媒体的发展,而且要紧跟。但是和年轻人比起来,还是相形见绌,年轻人总是比我们老年人接受新事物更早、更快、更及时。

  高渊:纵观中国新闻史,报纸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史上最难?

  方汉奇:现在主要是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手段,给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,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报了。纸媒面临很大的冲击,得想办法适应这个新形势。

  新闻事业是不断发展的,在互联网出现之前,它也面临过很多挑战,从广播到电视,都对纸媒产生过冲击。只不过,互联网的冲击力度是以前所未有的。

  高渊:纸媒还有多少生命力?

  方汉奇:纸媒的核心生命力就是白纸黑字。现在,图书馆还在保存报纸,没有人保存微信,因为报纸可以立此存照。所以,纸媒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前景,就是要适应新形势。

  关键是,大家的阅读习惯改变了。我现在是早上看手机,晚上看电视和报纸。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和新闻客户端,昨天主要的国际国内新闻,花一两分钟就全知道了。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这个习惯,上班路上看一下新闻。

  知道了新闻以后,深度报道和评论可以慢慢看。所以我晚上看报纸,这方面是纸媒的优势,关键是要有分析、有回顾、有前瞻,对新闻事件有多角度的深度报道。

  高渊:现在主要看哪些报纸?

  方汉奇:我是报社送什么就看什么。比如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、《参考消息》,香港的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等。

  现在,媒体人的压力是很大的,竞争很厉害啊,要想既有政治效益,又有经济效益,是需要动一些脑筋的。

  2009年,方汉奇在书房

  新闻教育: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

  高渊:您长年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,出了很多著作,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是第一部吗?

  方汉奇:对,“文革”结束后需要这么一本书,为新闻史教学提供教材,这是一项历史任务。

  我从1978年夏天开始写,因为教学工作比较忙,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写作,拖了两年才完稿。写作计划也一变再变,最初打算写8万字,后来逐步改为15万字、20万字、30万字,最后定稿是50多万字。

  高渊: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学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必读书,也被学术界广泛引用,怎么自我评价?

  方汉奇:因为是70年代末写的,那个时候还有不少思想束缚。比如说,革命就好,改良就不好,改良就是修正主义,因此历史上孙中山就好,梁启超就不好,先定了调,没有具体分析。

  这30多年来,这本书出了好几版,但我没有改动一个字。

  高渊:为什么不改呢?

  方汉奇:没考虑过,因为没有必要。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明白人一看就知道,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框框,就是时代的局限认识,没有必要去改。但书里面讲的那些事,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,这个没有问题。事实是第一性的,至于怎么去分析,与时俱进地看就行了嘛。

  高渊:您教过的学生,像蔡铭泽、陈昌凤、程曼丽、彭兰等都当了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。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现状?

  方汉奇:现在办学新闻教育的办学点太多了,700多个。一些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日子还好过一点,一般院校办那么多的新闻系,可能学生将来的就业都会有问题,供过于求了。

  几个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,它们的图书资料、师资力量的配备还是有基础的,把这几个重点院校办好,保证第一线有足够的后续力量,把这个事业发展下去,就符合客观需要了。

  现在看来,80年代的新闻院系发展得太快,当时因为百废待兴,需要新闻采编人才。“文革”结束时,全国只有42家报纸,紧接着媒体全面开花,有的恢复,有的新办,需要大学培养新生力量。当时多设新闻教学点是有必要的,但现在应该适当掌控了。

  高渊:教学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吗?

  方汉奇:现在已经变化很大了。我经历过50年代学苏联的那一段,大概是从1953年开始,一边倒学苏联,高等院校聘了很多苏联专家。那些专家刚开始还都有模有样的,到后来就不那么整齐了,他们没有把最好的师资力量派过来。

  像北大中文系的苏联专家就是卫国战争受伤的一个老兵,还只是副教授。他讲课时,学校让所有教授都去听,那个专家讲课是写了讲稿,他念一段,然后翻译一段,这就形成一种教学模式。

  到后来,因为政治运动多了,中国的教授也按这种模式上课。大家都是事先写好讲稿,到课堂上念。当时的北大中文系,吴组缃、游国恩和王力都很有名。王力是搞语言学的,因为斯大林说过语言学没有阶级性,他还比较好办。但讲文学理论、文学史就有问题了,像吴组缃讲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》等,1953年以后他都是写了讲稿来念。

  高渊:听说您讲课很吸引人?

  方汉奇:我倒是从来不念稿,但是也不敢胡说八道。如果念讲稿的话,会把教和学两个环节都弄得非常没意思,学生听着也没劲,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。

  现在大学教师也有信口开河的,各个学校都有。应该说,念讲稿不可取,但如果放开来讲,政治上首先要正确,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在学术范围内发挥。

  其实我上课是肚子里有讲稿,因为我平常做卡片,又跟大家合作写过新闻通史,我想讲的东西都在肚子里。而且,我是用十桶水去应付一桶水,所以我讲课是东方不亮西方亮,总有东西吸引学生。

  高渊:作为一位新闻史家,怎么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?

  方汉奇:我常说一句话,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,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。要明白,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。

  方汉奇在课堂上

  在授予方汉奇荣誉一级教授会议上的合影

  岁月流逝:做饭对我不是问题

  高渊:去年底,您刚过了90岁生日,现在还带几个博士生?

  方汉奇:因为我2004年就办了退休手续,一年只能带一个博士生。经常会有人来问我,今年招不招博士生,我说你上网去看,网上有你就报名。今年有4个人来考,收一个。有年轻人在一起研究历史问题,挺好的。

  高渊:就在家里上课吗?

  方汉奇:对,就在这儿上。加上前几年招的,我现在手上有5个博士生,一般读三年,在职的可以申请顺延,但不能超过7年。除了上课,我还要给他们开书单,让他们写读书报告。

  我在新闻学院还有一个办公室,家里走过去三分钟。

  高渊:看到过一张您举着望远镜在家里找书的照片,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藏书?

  方汉奇:没统计过,其实也没多少。望远镜那是我以前住在人民大学林园,那里楼层比较高,放在上面的书看不清。现在搬到宜园就不用望远镜了。五年前,我就开始把藏书送人了。

  高渊:现在谁来照料您的生活?

  方汉奇:儿子在芝加哥,女儿在伦敦,女儿已经63岁了。他们会回来看我,我也会飞过去,我已经去了15次美国,最近刚回来。

  做饭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自己能做。我不仅在干校做过一年大锅饭,在家里也做过15年的饭。那时候家住在北京城里,我那口子在北大附中当老师,她上下班很远,一直是我做饭。而且,学校食堂就在我们楼对面20米,还有一个小保姆,让她做也可以。

  高渊:住在大学校园里是什么感觉?。

  方汉奇:学校这个圈子环境不错,也很方便,而且年轻人多,很有朝气。我有什么问题,比如电脑故障了,就找学生来帮忙。年轻人比我们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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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zhaoyue